阿爾伯托·羅慕洛從2004年起在阿羅約總統手下擔任外長，直到2011年從現任阿基諾三世總統的內閣卸任，讓位于親美的德爾·羅薩里奧，是史上任期第二長的菲律賓外長，僅次于他提到的其叔叔、同時也是1975年中菲建交時的菲國外長卡洛斯•羅慕洛將軍。

阿爾伯托這番言論值得玩味之處不僅在于阿基諾三世政府在其離任后做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選擇，走上了親美日，疏遠中國的道路，更因這種“與人為友勿為敵”的觀點最近幾個月頻頻出現在我印象中。

4月，我在印尼報道亞非會議，一位外交官稱印尼外交的基本方針是“千友零敵”。6月底，泰國副總理帕蒂亞通在香港接受專訪談及中日爭相在日本修建鐵路這一話題時，表示中日同為泰國的朋友，“我們想和所有人做朋友”。7月初，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對美國開展歷史性訪問前表態越南希望“成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朋友和可靠伙伴”。

隨著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特別是冷戰后兩極格局的瓦解，一些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已不用再像之前那樣在美蘇爭霸間挑邊站隊，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施展平衡術以在多極的大國競爭中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東盟的整體實力和內部凝聚力尚不足以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極，但這些國家的地理位置卻偏偏處在中、美（甚至包括印度、日本）等大國影響力的范圍之中，“千友零敵”便自然而然地成為最符合他們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

當然，阿基諾三世治下的菲律賓倒是一個例外，她堅定選擇靠向美日同盟，而同近鄰大國中國疏遠、交惡，不能不說是當今菲政府在外交上不明智、不理性的舉動。

自1648年威斯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關系就像是一場國家間曠日持久的馬拉松賽跑，你領先個幾十年，然后再被其他國家迎頭趕上、拋在身后，沒有誰知道終點在哪里。

新中國成立后的前半個世紀，美蘇齊頭并進、交替領先。中國先跟在蘇聯身后，感覺到老大哥不靠譜后果斷換道，同美國及其盟國建交。蘇聯91年解體開啟了山姆大叔在這場馬拉松中獨領風騷、“一超多強”的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這一時期已可以算是“多強”中的一員。

進入新千年，美國遭受9-11襲擊后卷入兩場頗耗國力的戰爭，之后又被次貸危機席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感覺越跑越累。華盛頓雖然在絕對實力上保住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她也在明顯感到相對實力的下降，領先優勢縮水。

而身處和平和相對穩定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次貸危機后發現自己已經跑在了很多大國前面，如果僅以經濟總量判斷，甚至是處在了整場賽跑的第二位（現在看來，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多年一直強調的和平與發展確實是非常有戰略遠見的）。

與排序同時發生變化的是曾經同為第三世界陣營伙伴們的心態和眼神。他們中越來越多的國家明白了中國已很難與當時的那個敢于大聲疾呼的光腳兄弟同日而語，他們必須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國競爭中左右逢源以獲取繼續跑下去的更大動力。

印尼總統佐科今年高調訪華前先到東京同日本深化合作。印尼、泰國同時將中日引到國內鐵路建設這一棋盤中，以在中日競爭中左右壓價，實現利益最大化。

中國往日的小兄弟緬甸繼續加深同中國經貿、投資往來，特爽快地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成員國，但同時也實現了顛覆性的政改，走上了選舉民主之路。

因為南海領海糾紛同中國鬧得很不愉快的越南，也在中美之間施展平衡術。阮富仲訪美前三個月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習近平主席一起見證了一系列合作協議的簽署。

親華的拉賈帕克薩總統下課后，新上任的斯里蘭卡政府立刻暫停了中國承建的科倫坡港工程，被《時代雜志》視為改變對中國依靠，選擇在中印兩國之間左右逢源的標志。 

看得更遠一些，平衡術不僅流行于亞洲。作為曾經第三世界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洲國家也已參透如何在中、美、日、歐等大國中左右逢源以獲取更多的援助和投資的奧妙。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堅實的成員古巴也在今年破天荒地同美國迅速破冰、建交，翻開了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新篇章。

對于中國來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這場馬拉松賽跑的前排者自然是一件好事，畢竟從體量、面積、人口、歷史地位來看，中國成為真正的大國理所應當。但這一地位同時意味更大的國際責任，且我們所面對的國際環境比過去更加復雜，盡管我們的政策選擇更多。

在國際政治中做選擇是件十分奇妙的事，身處冷戰中的中國雖跑在后排，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但可選項更少，做選擇其實相對灑脫。現在跑在前面，雖然手中的資本多了許多，好像可以抬起頭來向前沖，卻發現前路并不明朗，旁邊選手們也投來各式各樣的目光，我們要自己跑好、要帶動兄弟們，還得防止背后中槍，真是高處不勝寒。

中國花了很長時間才達到今天的國際地位，可能還要花一段時間才能適應這一位置。胡錦濤主席在任時，中國對于自己在新位置和不一樣的國際環境較為生疏，外交政策也相對謹慎。

習近平主席上任后，中國在國際舞臺更加自信，我們系統性地鼓勵走出去、成立亞投行、向世界推銷中國高鐵、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實施這些措施在使更多國家受益的同時，也會讓中國在那些施展平衡術的國家和地區面臨更多其他大國的競爭。

同日本競爭參與泰國、印尼的鐵路建設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佐證。印尼的佐科總統的政府在大力吸引中國投資的同時也向日本、美國、歐盟等大國拋出了橄欖枝。未來在這些國家一定會出現很多中國和其他大國的企業爭奪大項目、大訂單的情況。

冷戰時期，我們考慮的是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夾縫中活下去。現在我們在考慮自己怎樣過的更好的同時還要使后排選手都過得更好，而且后排的小伙伴們都越來越聰明，知道怎樣讓在前排選手中左右逢源。

或許現在，中國要習慣在自己周邊和更遠的地方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千友零敵”和平衡術作為外交選擇。中國戰略家、智囊團和政策制定者們更要仔細思考如何同這些國家打交道，在發揮自己優勢同時盡量回避劣勢，從而能在這場競爭中獲取更大的國家利益，不落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