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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經濟學得主安格斯?迪頓：全球貧困問題無法解決

最后更新：2015-10-12 22:36:39來源：澎湃新聞記者彭渤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于北京時間10月12日19時揭曉。該獎項被授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Deaton），表彰他在消費、貧窮與福利方面的研究貢獻。

迪頓出生于1945年10月19日，微觀經濟學家，曾就讀于愛丁堡Fettes學院，并在劍橋大學獲得其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目前，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國際事務教授，伍德羅•威爾遜學院與經濟系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據普林斯頓大學個人官網的自我介紹，迪頓具有英國、美國雙重國籍，主要研究領域為富國和窮國的健康決定因素，以及包括印度在內的世界各國貧困度衡量。他也對家庭調查分析保持長期興趣。

迪頓的主要著作包括：《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了解消費》《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經濟方法》《偉大的印度貧困辯論》等。2013年，他出版了《大脫貧：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of Inequality）一書，引發不少爭議。

“如今的生活可以說比歷史上幾乎任何時期都要好。富人越來越多，而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越來越少。”迪頓在《大脫貧》一書中這樣開端，但他馬上接著說，“然而，數以百萬計的人仍然遭受赤貧和早夭的恐怖。世界是非常不平等的。”《大脫貧》的英文名“The Great Escape”指出了一個雙重的故事：一方面是“逃離早夭”，一方面是逃離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持續的不平等。

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到底有沒有讓社會更加平等？迪頓認為，人類歷史，特別是最近幾年，不斷地在“前進與不平等之間無休止地舞蹈”。二戰以來，財富和健康方面改善越來越多，而在任何一個國家，嬰幼兒死亡率都低于1950年的水平。然而，即使在比較富裕的國家，經濟不平等也在急劇上升。在這些國家，很多人無力“逃脫”早死和不佳的教育，同時政治上十分缺乏發言權。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也不斷提高。盡管一些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正在大踏步前進，因而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其他國家經濟似乎都在下降。

工業革命以來，東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國際間巨大的不平等。西方逐步逃過了貧窮和疾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中的兒童活到五歲的概率只比1918年的倫敦孩子高一些。這種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了發達國家內部，比如美國。

為什么貧窮國家沒能趕上呢？迪頓拒絕了人口過剩的淺顯答案。他認為，說人越多越窮是一種迷思。事情遠比這要復雜，我們可以看到，嚴厲限制生育違背自由，而且往往事與愿違，因為它們可能最終減少了貧困階層的政治影響力。迪頓認為，“脫貧”的問題應該從政治機構的本質和服務質量中找尋答案：“脫貧”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稅收制度、產權保護，以及公眾信心等等。

迪頓書中最具爭議的部分是，他認為，全球貧困問題不會得到解決，而事實上，由于廣泛的對外援助和國際私人慈善事業，往往會變得更加嚴重。富裕國家的人覺得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要來幫助他們。但是，他們的錢通常無助于解決問題。正如經濟學家彼得·鮑爾（Peter Bauer）曾說過的，如果除了資金外，其他所有發展條件都滿足，那么資金很快就會從本地產生，或由外部借貸給政府或民間企業。如果開發的其他前提條件不存在，那么資金的流入將是非生產性的且無效的。

迪頓發現，大多數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并未接受過援助。（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是個例外，因為該計劃的資金主要用于歐洲戰后重建而非發展經濟。）除此之外，中國與印度也在獲得相對較少的西方國家援助的情況下幫助數億人擺脫貧困，這一點以中國為甚。迪頓強調，資助者要切記，不能干涉被資助國政治和社會各派勢力的事務，因為這些勢力足以改變國內的基本局勢。實際上，非洲多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較1960年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這與其說是援助項目未起作用，不如說是獨裁政府和內部派別紛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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