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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記者  汲東野
法治周末實習生  王 丹

一起電信詐騙受害者起訴運營商財產損害賠償的案件近日一審宣判，被告運營商將對原告的損失承擔20%的賠償責任。據悉，這是廣東省深圳市的首例電信詐騙運營商賠付案件。
2014年4月7日，家住深圳的黃穎(化名)相繼接到了經改號軟件造假的銀行客服、公安、檢察院的一系列電話，并按照電話指引開通了網上銀行，告知對方電子口令卡密碼，從自己賬戶內轉走資金44萬余元。事后向家人描述此事時才得知自己遭遇詐騙。
在向當地公安機關報警后，黃穎通過朋友找到了律師麻根生尋求幫助。
麻根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這個案子的關鍵是電話用戶與通訊運營商簽訂了服務協議，用戶交付了來電顯示服務費，運營商就應該按照電信條例的要求提供準確、真實、安全的來電顯示號碼。用戶因為改號電話受騙，運營商應該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于是，黃穎委托麻根生起訴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簡稱深圳移動)，要求全額賠償其損失。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對此案進行開庭審理。
終于，在該案發生一年半后，黃穎收到了判決結果。麻根生向法治周末記者提供的判決書中顯示，深圳移動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黃穎損失8.8萬余元。
麻根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黃穎對此案的結果不太滿意。“電信詐騙受害人要承擔80%的責任太重了，我們認為法院對運營商過錯的追究還是偏輕了一點，賠償的數額距離受害人的損失相差太多。我們會上訴。”
其實，就幾個月前，廣州市也有一例因電信詐騙訴運營商獲賠的案件，該案被業界稱為國內首起電信詐騙受害者告贏運營商的案件，得到社會普遍關注。
法治周末記者采訪多位專業人士均認為，此兩例判案“首戰”勝訴，具有進步意義。在這兩個案例中，法院都對運營商的違約責任作出了認定，并追究其相應的民事賠償，這為遭遇此類電信詐騙的受害人“追回”詐騙損失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因為通過改號軟件進行電信詐騙的案件，很多都是跨境作案，騙出的錢很快就轉到了臺灣或者境外，很難被追回。即使被追回，也很難找到對應受害人。此兩例判案中，起訴運營商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為受害人提供了新的賠償路徑。”麻根生說。
 
電信詐騙持續高發
 
詐騙發生當天，黃穎向深圳市公安局黃貝派出所報警，第二天，羅湖分局對此案立案偵查。麻根生告訴記者，到目前為止，該案尚未偵查終結，黃穎的款項至今未追回。
近些年來，電信詐騙呈現案發率高，破案率和追贓率極低的特點。這早已不是秘密，倘若不小心“中招”被詐騙，損失的錢財可能就再無音訊。
2009年以來，全國電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公安部數據顯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國通訊信息詐騙分別發案10萬起、17萬起、30萬起，年均增長70%以上。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達40余萬起。
電信詐騙案件高發的同時，詐騙金額也屢攀新高。公安部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每年因通訊信息詐騙導致的民眾損失都達100余億元，平均單筆金額超過5萬元。2014年全國電信詐騙導致群眾損失107億元。
連續多年關注電信詐騙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曾介紹，電信詐騙愈演愈烈，呈現“打不勝打、防不勝防”的高發態勢。
陳偉才曾將當前的電信詐騙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內地人為主的地域性詐騙團伙，如“猜猜我是”“我是你領導”“機票改簽”等，此類金額少，易破案，易追贓。
另一類是以臺灣人為頭目的犯罪集團，多以“法院傳票、信息泄露、涉及洗錢”，使用改號軟件偽裝成政法機關辦公電話，冒充警察、檢察官、法官，假冒“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中的通緝令，實施跨國境詐騙。據悉，此類方式的電信詐騙案件個案金額較大。
深圳市公安局反信息詐騙中心警官呂福志曾表示，這種詐騙的主要方式是先冒充銀行，通知賬戶異常或者個人資料泄露，然后冒充公安或檢察機關，要求檢查賬戶并進行網上銀行操作，套取密碼后轉走賬戶資金。
“受害者容易陷入這種圈套的很大一個原因在于，犯罪分子利用改號軟件對網絡電話的主叫號碼進行修改，將詐騙電話號碼改為銀行或公安部門的電話號碼，讓受害者信以為真。”呂福志說。
有媒體記者今年10月從北京警方獲悉，今年以來全市冒充公檢法類電信詐騙案件發案較為突出，共發案3300余起，涉案金額5億余元。此類案件報案人中50歲以上的人群受騙較為突出，共近800人，約占24%，其中70歲以上的老人有200余人。
陳偉才介紹過一個電信詐騙的案例，鄭州某公司財務經理被改號為中山市公安局的電話所騙，分兩次將個人和公司的全部資金3866萬元轉給“安全賬戶”。偵查發現，該案使用了3607張銀行卡，涉及內地17家銀行，由于資金龐大，頭目雇傭5個洗錢轉賬團伙，歷時20個小時瘋狂取款，涉及臺灣26家銀行，797臺取款機。
據公安部統計，我國每年約有80多億元的詐騙贓款在臺灣被取走，由于兩岸法律制度差異，多年來僅追回十幾萬元。
電信詐騙發案率居高不下，但破案率和贓款追回率卻極低。深圳、長沙等多地公安機關透露，目前各地通訊信息詐騙的破案率不足5%，在被破獲的案件中，贓款追回率同樣不足5%。違法成本低，導致詐騙分子肆無忌憚、猖狂作案。
 
法院確認運營商責任
 
然而，通過“改號軟件”實施詐騙，也離不開境內運營商的渠道。
“近年來，電信詐騙的騙術手段不斷翻新、受害群眾越來越多、被騙金額屢攀新高、犯罪集團全球開發、作案窩點快速擴散、詐騙犯罪始終面向中國內地。為什么？就是因為中國的運營商在防范層面做得不夠。”陳偉才說。
黃穎訴移動公司的判決書中顯示，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被告深圳移動是否應對原告黃穎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黃穎認為，她被網絡電話詐騙造成巨大損失，手機通信服務運營商即深圳移動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深圳移動應該為她提供迅速、正確、安全的電信服務，并確保與通訊相關的各種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
黃穎認為，她之所以會受騙，有一個致命原因，就是深圳移動提供的通訊產品、服務存在嚴重缺陷，即可以對網絡電話進行改號，使手機來電顯示出更改后的虛假號碼，才讓詐騙分子有機可趁。
所以，黃穎向法院請求判令賠償其全額損失44萬余元，并支付利息。
深圳移動辯稱，自己作為被叫運營商并不存在任何過錯，叫運營商才有規范網間主叫號碼的義務，在此案中即深圳鐵通和深圳電信。在目前技術條件下，被叫運營商無法判斷主叫方傳送過來的號碼是否為虛假號碼。在沒有法律法規特別要求的情況下，被叫運營商無法阻止、拒絕其他運營商發起的互聯互通要求。
深圳移動還稱：“根據電信條例的相關規定，在互聯互通環節的運營商不得拒絕其他電信經營者的互聯互通要求，不得擅自中斷互聯互通。”
但判決書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第五條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應當為電信用戶提供迅速、準確、安全、方便和價格合理的電信服務”，法院認為深圳移動存在以下三點過錯行為：
首先，從來電顯示內容上看，深圳移動提供給黃穎的來電顯示服務內容不準確、不真實。且深圳移動未就“不能保證來電顯示服務內容的真實性”這點，對黃穎進行說明和警示。
其次，深圳移動在未取得黃穎同意且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允許他人將其手機號碼設置為呼叫轉移的接收號碼，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導致其被詐騙。
最后，在電信詐騙日益猖獗的情況下，電信運營商需要承擔更高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事實上，2013年9月至12月期間，深圳市公安局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分局向深圳移動發出多份函件稱：要擴大對“信息詐騙”技術的防控，要求深圳移動對多個網絡電話號碼進行攔截。
法院認為“目前各運營商之間的互聯互通情況非常混亂，甚至錯漏百出”，但是，深圳移動以及中國移動作為幾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之一，“并未與其他電信營運商協商合理安排互聯互通業務，亦未與其他運營商積極協調、溝通，及時彌補信息傳輸過程中存在的漏洞，提高服務技術，改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來保證用戶的人身、財產安全”，導致他人利用該漏洞進行電信詐騙，對黃穎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綜上，法院認為，深圳移動的過錯行為與黃穎的財產損失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雙方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等因素，認定深圳移動對黃穎的損失承擔20%賠償責任，共賠償8.8萬余元。
由于黃穎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且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盡到足夠審慎注意的義務，但黃穎僅通過電話交流就輕信他人，向他人透露銀行賬號等重要財產信息，需要自行承擔80%的責任。
對于此案的判決結果，黃穎并不認同，她認為：“電信條例明確規定運營商應當給用戶提供準確、安全的電信服務，法院調查后也認定運營商的服務并不準確，存在重大漏洞及安全隱患。那為何我要承擔80%的責任？”
 
倒逼運營商改進
 
“對于法院作出的責任認定我是基本認可的。從法院的角度來說，這一步跨出去還是有里程碑的意義的。對于此類電信詐騙案，一般都是從刑事角度找解決的辦法，很少從民事角度找相關運營商的責任。這個案件的判決體現法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了很大的進步。盡管過程也比較艱難，一年半的時間里反復溝通，法院也頂住了不少壓力。”麻根生說。
“現在主要還是在于責任的劃分，我們認為對運營商的過錯追究明顯偏輕了。”麻根生說。
不過，相比于幾個月前判決的全國首起電信詐騙受害人訴運營商獲賠的案件，黃穎獲得運營商20%的民事賠償已經是一個進步。
2013年10月20日，70多歲的廣州市民楊衡興，先后接到了來自“郵政局”和“檢察院”的電話，按照他們的要求，先后把48萬元賬戶資金轉到了指定賬戶。其間，楊衡興也曾通過撥打114查詢電話，反復核實來電信息，顯示電話號碼確是詐騙分子所稱單位的電話，而這正是讓楊衡興確信的原因。
后經公安機關調查，發現這是詐騙分子使用網絡改號電話，模擬檢察機關電話號碼打給楊衡興的。
去年4月，楊衡興委托律師胡國利起訴了廣州電信。今年7月，廣州市天河區法院對此案進行判決。
廣州市天河區法院審理認為，楊衡興與廣州電信簽訂了電信服務合同，電信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準確顯示來電號碼是應盡的義務。廣州電信的違約行為，是造成楊衡興財產損失結果的次要原因，應承擔相應責任，判決廣州電信公司賠償楊衡興損失1萬元人民幣。
然而，楊衡興和廣州電信對這個判決都不滿，紛紛提起上訴。10月8日，該案二審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案件未當庭宣判。胡國利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該案仍在二審過程中。
麻根生分析說：“這兩個案例，受害人的被騙金額均為40多萬，法院判案從運營商賠償1萬元到賠償20%的損失，在賠償比例上大大提高，這也許為更多的受害者帶來了能得到賠償的希望。”
胡國利律師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我們來說，1萬元的賠償肯定不夠，僅一審訴訟費就繳納了8000多元。”
“一審，法院已認定廣州電信存在違約責任，需要按照過錯比例分擔責任。我這個案子的當事人是已經年逾70歲，辨認能力和年輕人可能會有所不同，他對于運營商提供的來電顯示有‘極度’的信任。”胡國利認為，“所以，運營商所承擔的具體的責任劃分比例，應該具體案例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其實，這兩例案件，對未來運營商的工作也會有很大的促進。案件審理中，運營商代理人一直不承認有任何過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更沒有對相關風險做出防范。”麻根生說，“這兩個案子對于未來他們工作的改進，責任感的增強，技術漏洞的修復等，可能都會有促進作用。”
麻根生說，因為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的電信詐騙受害人，參照這個案件，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
10月9日，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在會上表示，要進一步規范銀行、電信、網絡公司、軟件開發企業的經營行為，不斷強化其行業自律，嚴格落實其社會責任。
郭聲琨稱，要抓住電話詐騙渠道和獲得贓款渠道這兩個關鍵環節，最大限度地擠壓違法犯罪空間。要堅決禁止網絡改號電話運營，整治違規出租電信線路、制作傳播改號軟件等不法經營行為，嚴格規范對“一號通”“400”“商務總機”等重點電信業務市場的管理，加強對電話卡社會營銷渠道的管理，依法強制關停涉案詐騙電話。
據悉，今年6月，國務院批準建立了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聯系會議由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旨在打擊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活動。這是聯席會議制度建立以來，第一次舉行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