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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日本政府真正站出來向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30萬同胞道歉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告慰這30萬同胞的在天之靈。為此，我會繼續努力，哪怕貢獻的只是微薄的力量。”童增，最廣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昨天，晨報記者電話連線了身在北京的童增，聽他說說這25年來，奔波在民間對日索賠之路上的艱難和信念。

　　一則報道，他從此走上了民間對日索賠之路

　　1978年，恢復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學經濟系。1982年畢業時，因為成績優異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在而立之年，他又考入了北京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學位。

　　“1990年4月，我受《東歐各國重提戰爭賠償》一則新聞報道啟發，到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1樓到3樓是向公眾開放的，4樓是存放一些史料檔案的，只有拿工作證才可以進去，所以平時人很少。”童增告訴記者，即使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25年，他仍然清楚地記得自己在翻到一本跟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史料時，那一刻的心情，正是史料中一段對正處于水深火熱中百姓的采訪，讓他后來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民間對日索賠之路。采訪中老百姓質樸的話讓他震撼：“也許我明天就會被殺害，但我相信有一天我們的后人一定會替我們討回這個公道！”童增說，當時他的想法很簡單，也許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總該為“討回這個公道”做點什么。

　　其實了解了童增的出身和背景，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后來他會作出這樣的抉擇。童增祖籍湖北黃陂，世代書香門弟，祖上多人參加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參加了武昌起義。祖父童傳鈞1948年支持和協助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后深感國民黨腐敗決意不去臺灣，解放后經周恩來總理擔保而免遭歷次政治運動沖擊。叔爺童陸生、童邱龍為中共高級干部。童陸生在延安曾任軍委一局局長，1945年與周恩來、章文晉組成“三人小組”，赴重慶、南京參加國共談判。童邱龍為濟南軍區炮兵副政委，生前將自己多年收藏的價值數億元人民幣的古今名人百幅字畫無償捐獻給國家。

　　一段膠片，他結緣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

　　1991年3月28日上午，童增走進了全國人大辦公廳信訪局，將一份裝訂工整的《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意見書遞交給了502號接待員。在這份“萬言書”里，童增首次將“戰爭賠償”與“民間賠償”區分開來，首創性地提出“中國民間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業進行索賠的權利”，奠定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法理基礎，率先發起并啟動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世紀大潮。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童增只是在1980年代來過南京，但是代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老人向日本政府索賠一事，讓他對南京人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我們當時發現了日本律師提供的一段膠片，記錄了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一位身中幾十刀的婦女被送入南京鼓樓醫院的畫面，鼓樓醫院當時是美國教會醫院。”童增委托一個記者朋友輾轉找到了李秀英老人，確認了膠片中的婦女正是當年被日本兵殘忍刺了37刀的李秀英老人。

　　1995年8月，李秀英和731部隊受害者、永安“無差別轟炸”受害者一起，赴日本打索賠官司。作為帶隊人的童增，卻一次次被告知準備的材料不合格，最終遺憾地未能成行，但李秀英老人的堅韌和勇敢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老人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勇于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精神。南京大屠殺期間反抗日軍暴行，被刺37刀依然不屈服；上世紀90年代，對日民間索賠行動進行之初，她不顧自己已是七十多歲高齡，站出來赴日本打索賠官司。”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老人在南京鼓樓醫院逝世，享年86歲。“我會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為千千萬萬個像李秀英老人一樣堅強善良的同胞討回公道。”

　　一次提名，他希望國際上聽到中國受害者的聲音

　　去年12月13日迎來了我國首個國家公祭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通過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嚴正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軍殺害的南京30萬亡靈謝罪！向二戰期間被日軍屠殺的所有中國人謝罪！為因日本入侵中國帶給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謝罪！”童增告訴記者，這也是中國民間機構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殺謝罪。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而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了78年，我們作為民間組織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要求，是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討回公道，發出我們民族正義的吶喊，要讓日本政府知道中國老百姓要求日本進行謝罪的呼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日本向南京30萬亡靈真誠謝罪的時候，就是日本進行自我救贖的時候。”童增說，善良堅忍的中國人民一直試圖原諒，然而日本政府卻在一次次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方式美化侵略歷史，使更多的日本人對這一段侵略歷史不能擁有正確認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楊虎城將軍的后代、全國政協委員楊翰先生在一份《把民間對日索賠納入對日斗爭大戰略的建議》中，首次透露了童增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消息。當記者問及此事時，童增一改之前的情緒激動，顯得平靜淡定，“最后獲不獲獎不重要，關鍵是讓國際上聽到中國受害者的聲音。”童增說，25年來，他始終相信那句話，如今也早就成了他的信念：“正義往往會遲到，但從不會缺席。”

　　記者 黃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