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蓋伊

　　1923年6月20日出生于柏林

　　2015年5月12日病逝于紐約，享年91歲

　　早報綜合報道 5月12日，美國猶太裔史學家彼得·蓋伊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這位學者在他的一生之中筆耕不輟，且涉獵頗廣。在他的二十多本專著中，彼得·蓋伊討論過啟蒙時代、魏瑪文化、資產(chǎn)階級的興起、弗洛伊德等等，今年初，他以91歲高齡還出版了一本新書《浪漫派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

　　彼得·蓋伊曾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先后擔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的海外研究員、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的訪問學人等，并于1984年榮任耶魯大學的史特林講座教授。他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和史學家之一。他的部分作品也曾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nèi)出版，比如剛剛由世紀文景出版的《啟蒙時代》上卷。

　　進入歷史系“就像回家”

　　蓋伊1923年6月20日出生于柏林，猶太人的身份使他青年時代在納粹德國深受迫害。1938年蓋伊被迫離開學校，第二年在美國親戚的幫助下，乘上了去往哈瓦那的最后一班輪船。在那里，他上商科學校，并自學英語。他們一家最終在1941年得以入境美國，定居丹佛。如果說，少年時期受到父親無神論的熏陶，讓蓋伊從心底成為啟蒙思想的服膺者，青年時期在納粹德國所遭受的種族迫害、所經(jīng)歷的“非理性的勝利”，更使他堅定了世界主義的信念。

　　一到美國，他就全身心地致力于學術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后，蓋伊的第一份教職是公共法律和行政。1952年，蓋伊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這本書收獲不少好評并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獎項，但蓋伊卻并未獲得應有的回報，“盡管我有這些學術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們，卻很少愿意從底下的精英年輕學者中(當時這些年輕學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最后，這些老教授憑著他們的智慧，決定讓一位年輕學者得到升遷機會，而我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任教八年后，蓋伊轉(zhuǎn)至歷史系工作，他把這次工作上的轉(zhuǎn)變稱為人生中繼逃離德國之后的第二次“放逐”——離開德國使他擺脫了生活中的壓迫，而轉(zhuǎn)入自己熱愛的研究學科使他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事業(yè)上的這種轉(zhuǎn)變，對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樣。”

　　進入歷史系后，彼得·蓋伊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巨大的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為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幾乎每十年就一變：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他的代表作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啟蒙時代》；到了1990年代，五卷本巨著《布爾喬亞經(jīng)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問世，這五冊關于19世紀布爾喬亞階級文化經(jīng)驗的史作，則被人稱道為是一部需要“一位擁有十足的勇氣和廣闊知識的當代史學家”，以其“取用不竭的精力、耐心和奕奕之精神”來完成這個“龐大且令人感到興奮的、有野心的計劃”、“重要的歷史書寫工程”。而在結(jié)束了45年的教學生涯之后，他又在耶魯大學寫作《我的德國問題》；退休后創(chuàng)作了《現(xiàn)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他的全部作品達25本之多，且多是大部頭。

　　《啟蒙時代》

　　是其最重要作品之一

　　彼得·蓋伊是一位既受學界肯定，又受讀者歡迎的歷史學家，然而他的作品被譯介進入中國，卻是21世紀之后的事情。他兩卷本的《啟蒙時代》今年剛剛由世紀文景出版上卷，這一著作是關于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jīng)典之作，被認為是20世紀對啟蒙運動作出整體性詮釋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該書譯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認為，《啟蒙時代》遲遲未被引入中國的原因與中國對西方思想接受的特殊順序有關，“在被稱作‘新啟蒙時代’的中國1980年代，大家關注的并不是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而是20世紀的新思想、新理論。當時國門剛剛打開，這些‘新東西’以壓縮的方式蜂擁而入，人們應接不暇。這種情況延續(xù)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直至進入新世紀，學界發(fā)現(xiàn)，我們還需要做很多追溯性工作，從而有了一股大規(guī)模譯介西方傳統(tǒng)經(jīng)典和闡釋作品的潮流。”

　　因為有躲避納粹迫害而逃難美國的經(jīng)歷，蓋伊從少年時就服膺啟蒙思想，在《啟蒙時代》中，他把啟蒙運動放到宏大的西方思想史中考察，從思想史研究進入了社會史研究。在蓋伊筆下，啟蒙運動不僅僅是一些哲學、思想，更是一場運動，一個歷史事件。此外，在《啟蒙時代》中，蓋伊“重建”了歷史畫面，在他的筆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等人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了思想，“他們本身也在試探，也在摸索。”劉北成認為，彼得·蓋伊寫的是“啟蒙思想產(chǎn)生的過程，是哲學家對當時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回應的過程”。

　　1930年代，當時的美國學術界和普通民眾，對啟蒙運動的精神遺產(chǎn)并不以為然，要么將啟蒙運動與極權(quán)主義思潮相聯(lián)系，要么認為自由、民主等立國的精神并不源自古老的舊大陸上發(fā)生的這場思想運動。而在查閱了成堆似山的史學資料基礎上，蓋伊認為當時人們對于啟蒙運動和啟蒙思想家的諸多偏見，值得他用一系列作品加以反駁。挑戰(zhàn)權(quán)威、提出“異說”過程中的遭遇并不愉快，但是正是這個過程中受到的質(zhì)疑和冷落，激發(fā)了蓋伊的能量，使他堅信自己正循著一條少有人探尋的道路前進，并支撐他投入到接下來的研究工作中，反復探索18世紀這樣一個“理性的時代”。

　　但蓋伊的學術貢獻顯然不止于此，在美國學術團體聯(lián)合會前主席余寶林看來，“我們也不能忘記，蓋伊教授在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這兩個方向的研究。此外，他還著有其他不同主題的作品，諸如關于： 伏爾泰、莫扎特、魏瑪文化(Weimar culture)、殖民地時期美國(colonial America)的新教徒史學家等主題，不勝枚舉。蓋伊教授近期關于19世紀的大著，廣受好評。而且，其于各著作書末，針對參考書目所寫的評介，也都是令人贊賞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