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靜安情結”到底從何而來？
最后更新：2015-09-09 22:51:49來源：澎湃新聞 徐蕭
9月7日，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上海靜安、閘北兩區合并消息終于獲得官方回應。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上海發布”9月7日晚間表示，上海發布今天接到媒體有關閘北靜安行政區劃調整事宜的詢問，經向有關方面核實了解，關于閘北區靜安區“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醞釀和聽取意見過程中。
消息一出，各種聲音紛至沓來，段子手更是滿天飛。相比于2009年南匯和浦東合并為新的浦東新區，2011年黃浦和盧灣合并，為何這次靜安與閘北醞釀的“撤二建一”會引起如此多類似“貴族小姐嫁吊絲”的調侃？這得從兩個區的歷史發展說起。
因租界發展起來的靜安
靜安區因區境內千年古剎靜安寺得名。1843年上海開埠以前，包括今天靜安區在內的租界區，在當時都是荒涼的農田和墳墓。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介紹認為，“（上海縣）城北和城西是上海人建墳墓的地方。因為完全是郊外，所以地方政府租給洋人壓力也較小。當時的土地章程還有一條規定，允許華人到租界里去掃墓，不能干涉。這可以證明租界地區原來是很荒涼的，之后才慢慢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就靜安區境來說， 1860年代，因為戰爭關系，英國殖民主義者越出租界建筑了幾條軍用馬路，其中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徐家匯路（今華山路）、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和新閘路經過靜安區境。此后，區境逐漸城市化。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擴展，靜安寺以東地區被劃入。1914年法租界擴展，長浜路（今延安中路）、徐家匯路以南地區被劃入。至此，境地成為三界（公共租界占65%、法租界占10%、華界占25%）分治的局面，靜安寺地區則是三界交匯之處。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上海市政府將全市陸續分為30個行政區，區境分屬靜安、新成和江寧區，“靜安”作為一個區的名字就是從此開始。
1922年，靜安寺路(南京西路)近麥特赫司脫路(泰興路)口西望，前方左側路口為慕爾鳴路(茂名北路)口。
靜安寺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寧路）口大都會舞廳舊影。
因此可以說，今天靜安區所轄區域，在晚清近代的發展是和上海租界的建設分不開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戰爭中，因為很大部分屬于公共租界，靜安區境在戰爭中沒有受到毀壞。
“靜安區相對于黃浦區來說，在租界里是比較晚發展起來的，主要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環境較好，規劃較好，安全有保障，所以，居民中職員、商人、有較高收入者頗多，因此，在上海人眼里，被視為‘上只角’。”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建國以后，上海行政區劃幾經調整，靜安區也分分合合。1956年，上海市區劃調整，區境分屬新成、長寧區，靜安區建置撤銷。1960年，區劃再次調整，重建靜安區，撤銷新成、江寧區。此后，靜安區基本保持了現在區劃面貌。
閘北如何從華界工業大本營淪為“棚戶區”
閘北雖然在得名和建置上都早于靜安，但發展則要晚很多。據熊月之介紹，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閘北區境得以快速發展，主要就是為了抵御租界的擴張。當時，“為提高市政建設水平，抵御租界擴張，寓滬紳商創辦地方自治機構閘北工程總局，區境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閘北亦成為比較特定的區片名稱。”熊月之說。
在閘北工程總局的規劃下，閘北區境首先修筑了南接租界的北河南路（即今河南北路）、北抵靶子場（今虹口公園）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尾端的寶山路，它成了閘北東部的南北干道。在西部今石門二路以北的蘇州河上建造了一座“新大橋”，橋北辟南北走向的新大橋路。在新閘橋北邊，也開辟一條馬路即新閘橋路，后又在這三條路之間修筑了海昌路，南、北川虹路，寶興路，由此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道路交通網絡。
1908年底，滬寧鐵路全線通車，上海站就設在閘北區境（后稱為上海東站）。后這條鐵路的向東延伸至寶山路、天目路附近，成為上海北站，現在變成了上海鐵路博物館。“以后，盡管上海還設有南站、西站，但閘北一直是上海最大火車站北站所在地。”熊月之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閘北成為溝通上海與外地的陸路交通樞紐，為此后閘北的發展提供了便利。
20世紀20年代的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今為武進路口。
20世紀初的北四川路已成為繁華的商業街道。
因地價低廉，水陸交通便捷，一些清政府官僚和民族資本家紛紛到閘北投資，爭購地皮，建廠開店。商務印書館、閘北水電公司、福新機制面粉廠、“亞洲第一的東方圖書館”等先后落成。至辛亥革命前后，閘北已形成了新興的工商業區。
滬寧鐵路與淞滬鐵路車站的周圍逐漸形成商業區，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閘北的東部和南部道路縱橫，人煙稠密，其繁華堪與租界相比。到20世紀20年代末閘北因民族工業的迅速發展，被譽為“華界工業大本營”，同時也成為華界近代文化中心之一。
但是，兩次淞滬戰爭幾乎摧毀了閘北三十年的建設成果。尤其是在“八·一三”淞滬抗戰3個月中，入侵日軍在閘北施虐80天之久。居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達數十萬，大量人才和資金流入租界地區。工商企業幾乎全遭毀損，40余所中、小學校被炸毀，區境內大部分地區的所有建筑物幾成廢墟，僅存工廠27家，商店234家，醫院8所，且多在境內租界地區。閘北華界地區元氣喪失殆盡，失去昔日的繁盛景象，成為上海最窮苦之地。
而在閘北徹底淪陷后，1300余畝土地被侵華日軍圈為軍用，百業蕭條，物價飛漲，不少居民處于饑餓狀態，倒斃路旁者甚多。戰爭廢墟逐漸成為災民、難民聚居的棚戶區。日本的侵華戰爭不但中斷了閘北的現代化建設，還直接導致了該地區的長期沉淪以致被人譏諷其是一個“光有軀體”的“赤膊區”。
丁力的夢想和“靜安情結”
建國以后，上海的行政區最多時達到了31個，其后分分合合，靜安區甚至一度被并至新成區、長寧區。截止到目前，上海市轄區為16區1縣。如果將全國行政區劃沿革和其他大城市行政區劃發展放在一起考量的話，我們不難發現，中心城區的合并其實是全國的趨勢。
只不過這次上海靜安與閘北兩區醞釀中的合并，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討論和關注，主要還是來自于普遍認為的兩個區“門不當戶不對”，所謂的“貴族小姐嫁吊絲”。最廣為流傳的一個段子是，電視劇《上海灘》中，上進青年丁力曾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把家從閘北搬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或靜安寺，如今看來終于要實現了。
追求更好的居住條件和生活品質是所有人的夢想，但是夢想著搬進霞飛路或靜安寺的丁力所要求的并不止于此。熊月之認為，丁力的夢想反映的是近代上海人的普遍心理。“近代上海人，房子在哪里，是社會身份的重要標志。魯迅晚年也想將家從虹口搬到法租界，但經濟實力不夠，沒能將理想變成現實。”
這種將居住地和身份掛鉤的想法其實在今天仍大有市場，各種地產商也都深諳此道。“靜安情結”顯然也在部分程度上，是這種心理的反射。新浪財經專欄作家夏心愉在評論文章中講了兩個故事，其中一個是：
家里一位長輩，退休后隨兒子住到了市郊別墅，她和老伴在靜安區還有一套“一室半”的老式公房，但這位長輩堅持不賣老房子。這樣她逢人便可以介紹：“喏，我家是住在靜安區的，戶口也在那里，你看看我的身份證號碼就知道了。”夏心愉對此評論道，“其實，‘地段’意味著面子，意味著在他們的文化體系里，根深蒂固的某種優越感。”
但是，“靜安情結”顯然也不能完全歸結到“身份”和“面子”問題，對現實資源配資、環境和原有生活形態是否會發生改變的擔憂，也是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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