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胡適的《藏暉室札記》，也即胡適1911—1917年留美期間的日記和讀書札記，共十七卷四大冊。胡適在《札記》的《自序》里告訴讀者：
我開始寫《札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豈吾敢”（卷三首頁）。但我現在回看這些札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六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
并且著重指出：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
《札記》出版后不久，就有署名“愚”的論者在1939年6月《圖書季刊》新一卷第二期撰文評介，認為《札記》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表現著者之政治主張，文學主張。
二，表現著者對國事及世界大事之關心。
三，表現著者對外國風俗習慣之留心。
四，記與本國及外國友人之交游，情意真摯，溢于楮墨。
顯然，以胡適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學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視之，《札記》的出版為研究早年胡適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但是，由于《札記》出版于抗戰初期，炮火連天，流傳不廣。有鑒于此，1947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出此書校訂本。胡適在《重印自序》中，對日記初版使用“藏暉室札記”這個“太牽就舊習慣”的書名表示“懊悔”，親自把書名改定為《胡適留學日記》。
1959年3月，臺北商務印書館又三版《胡適留學日記》。胡適在《臺北版自記》中透露，借第二次重印的機會，他又“改正這里面幾個錯誤”。
此后，臺灣和內地多次重印胡適早年留學日記，所依據的版本，不外上述三種之一，或三種互相校勘而成。可是，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海內外胡適研究界并不知曉絕大部分胡適早年留學日記以及至今尚未公開的胡適歸國初期的《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手稿仍存在于天壤之間。
因此，當去年春天與陳麥青兄等在海上收藏家梁勤峰兄的書房里見到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手稿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胡適研究早已成為顯學，這從每年海內外出版的大量的胡適傳記、研究專著和論文中就可清楚地看出。對胡適生平和創作史料的整理也早已蔚為大觀，全集、年譜長編、相關回憶錄和研究資料匯編等不斷問世。胡適各種各樣單篇作品的手稿也時有出土，翻翻南北各大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就可明瞭。但是，出于對稀見文學史料的敏感，我馬上意識到這是新世紀以來胡適史料發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發現。
這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全部豎行書于開本統一的長方形Webster Student’s﹠NoteBook上，絕大部分是鋼筆書寫（《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的開頭部分為毛筆書寫）。每冊封面上胡適都題了名，編了號，部分還注明了確切的或大致的起訖日期。我將之與鉛印本《胡適留學日記》（以下簡稱《留學日記》）稍加對照，結果如下：
第一冊：“藏暉日記 留學康南耳之第三章”。為《留學日記》卷二。
第二冊：“藏暉劄記 民國二年 起民國二年十月八日終三年二月廿八日”。為《留學日記》卷三。
第三冊：“藏暉劄記二 民國三年 起三月十二日 終七月七日”。為《留學日記》卷四。
第四冊：“藏暉劄記三 民國三年 七月”。為《留學日記》卷五。
第五冊：“藏暉劄記四 民國三年 八月”。為《留學日記》卷六。
第六冊：“藏暉劄記五民國三年 九月廿三日起十二月十一日止”。為《留學日記》卷七。
第七冊：“藏暉劄記六 民國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為《留學日記》卷八。
第八冊：“藏暉劄記七”。為《留學日記》卷九。
第九冊：“藏暉劄記 第八冊 民國四年六月”。為《留學日記》卷十。
第十冊：“胡適劄記 第九冊 四年八月”。為《留學日記》卷十一。
第十一冊：“胡適劄記 第十冊 民國四年十一月 到五年四月”。為《留學日記》卷十二。
第十二冊：“胡適劄記 第十一冊 民國五年四月”。為《留學日記》卷十三。
第十三冊：“胡適劄記 第十二冊 民國五年七月”。為《留學日記》卷十四。
第十四冊：“胡適劄記 第十三冊”。為《留學日記》卷十五。
第十五冊：“胡適劄記 第十四冊”。為《留學日記》卷十六。
第十六冊：“胡適劄記 第十五冊 歸國記”。為《留學日記》卷十七。
第十七冊：“胡適雜記 第十七冊 改為第十六冊”。為《留學日記》和海峽兩岸的《胡適日記全編》所均無。
第十八冊：“胡適劄記 第十六冊 改為第十七冊”。為《留學日記》和海峽兩岸的《胡適日記全編》所均無。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比對只是初步的和簡要的。事實上當年《留學日記》編者在整理日記手稿時，作過許多技術性乃至實質性的處理，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數點應該引起注意：
一、日記手稿各冊的具體起訖日期，與《留學日記》各卷相對照并不一致，《留學日記》有多處挪前移后的調整。
二、日記手稿是胡適率性所記，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均無題。《留學日記》則按日按內容歸類，一一酌加小標題，雖然得到胡適本人同意，畢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三、日記手稿中部分文字，《留學日記》有所修飾或改動。如日記手稿第一冊第一天，即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記“夜觀蕭氏名劇Hanmlet”的感想，《留學日記》云：“凡讀蕭氏書，幾無不讀此劇者”，手稿作“凡讀蕭氏書，幾無有不讀此劇者”；《留學日記》引用劇中名句后云：“此種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諺語矣。”而手稿則作“此種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俚諺矣。”又如1914年7月8日日記中有一段，《留學日記》云：“作一書寄冬秀，勉以多讀書識字。前吾母書來，言冬秀已不纏足，故此書勸以在家鄉提倡放足，為一鄉除此惡俗。”而手稿則作：
作一書寄冬秀，勉以多讀書識字。前吾母書來，言冬秀已不纏足，故此書勉以繼續放足，略謂冬秀為胡適之之婦，不可不為一鄉首創，除此惡俗，望毅然行之，勿恤人言也。
四、日記手稿中引用或剪貼了大量的英中文剪報，《留學日記》中有多處刪節。如1914年8月11日一天所記的兩則日記，一為“悉爾先生講演歐洲戰禍之原因”，手稿剪貼了二大段英文“大旨”，《留學日記》中均刪去；另一為蔣生先生“言歐洲戰禍之影響”，手稿又剪貼了一大段英文剪報，《留學日記》中也刪去。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五、青年胡適極喜攝影，日記手稿中黏貼了大量珍貴的大小不同的各類照片，而在《留學日記》中只選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未能刊用。
六、即便《留學日記》中已經保留的英中文剪報和照片，胡適在日記手稿中對這些剪報和照片的一些文字說明和即興感想，《留學日記》也有不少闕如。
七、日記手稿中所記錄的胡適詩作（包括舊體詩和白話詩），頗有現行胡適各種文集和全集所未收者。且舉一例。日記手稿第十四冊第一頁題有一首打油詩：
懷君武先生
八年不見馬君武，
見時蓄須猶未黑。
自言歸去作工人，
今在京城當政客。
看報作此。
六年三月廿一日為《留學日記》所刪削，而這正是胡適的一首集外詩。
八、日記手稿中有少量在記日記時寫了又刪去的字句，如1916年7月22日日記所錄白話詩《答梅覲莊駁吾論“活文學”書》（《留學日記》已把詩題改為《答梅覲莊—白話詩》），日記手稿中刪去了整整十三行，《留學日記》當然也無這十三行，而這十三行對了解胡適當時的真實思想恰恰不無裨益。
九、胡適自己已經公開承認的《留學日記》有“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刪削”，在日記手稿中應有完整的呈現。
這還只是我粗粗翻閱日記手稿后的歸納，讀者如果仔細研讀，一定會有更多更有價值的發現。由此可知，這十八冊日記因是胡適親筆手稿，故能以最為原始、完整、全面的形態呈現胡適1912年9月至1918年2月日記的原貌，具有唯一性、真實性和可靠性。也因此，真正“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的，還不是鉛印的《胡適留學日記》，而正是這十八冊原汁原味的胡適早年日記手稿。
特別值得珍視的是，胡適歸國以后所寫的《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兩篇日記。收入日記手稿第十六冊的《北京雜記（一）》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的日記，收入日記手稿第十七冊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則日記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歸娶記》，均為新發現的胡適早年日記，實在難能可貴。現存胡適日記，在《歸國記》1917年7月10日結束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其間有整整兩年的空白。而這兩年于胡適而言，正是他醞釀和倡導新文學及新文化運動的極為重要的兩年。因此，于胡適研究而言，這兩年的日記空白也是極為遺憾的。而《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的重見天日，正好部分地填補了這一空白，其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也就不言而喻。
胡適1913年4月在《藏暉劄記（一）》的《題記》中說：“吾作日記數年，今不幸中輟，已無可復補；今已札記代之：有事則記，有所感則記，有所著述亦記之，讀書有所得亦記之，有所游觀亦略述之。”《北京雜記（一）》和《歸娶記》正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北京雜記（一）》1917年9月11日第一條記云：
與錢玄同先生談。先生專治聲音訓詁之學。其論章太炎先生之《國故論衡》，甚當。其言音韻之學，多足補太炎先生所不及。
從該條日記中對錢玄同的介紹看，當為胡適與錢玄同的首次見面，也可補錢玄同日記的失記。接下來所記大部分是讀書札記，有圍繞方東澍《漢學商兌》的閱讀和辨析，有圍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閱讀和辨析等等，可見胡適當時讀書之多，涉獵之廣，思考之勤。其間也有多處胡適自作詩詞的記載，均可補入胡適詩集。且舉一例：
中秋日（九月卅日）回憶一月前（陰歷七月十五）與曹勝之君同在南陵江中。舟小，吾與勝之共臥火艙中。天大熱，雖露天而睡，亦不成成寐。是日大雨，雨后月色昏黃。江中極靜。吾高歌東坡稼軒詞以自遣。時與勝之夜話，甚歡。今已一月矣。遂寫是夜事，作一詩寄之：空江雨后月微明，臥聽船頭蕩槳聲。欲把江水問舟子，答言從小不知名。
《歸娶記》記的是胡適1917年12月16日離京回績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記載頗為詳盡。歷來各種胡適傳記對此過程均語焉不詳，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誰：胡適》在內，連胡適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結婚的，也無從知曉，成為胡適生平研究上長期未能得到解決的一樁懸案。而《歸娶記》中已經明確記載：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時行結婚禮”。婚禮從頭至尾的每一步驟，如參加者、行禮次序、演說等，均一一記錄在案，甚至還附有結婚禮堂的平面圖。有趣的是，胡適還對此“新式”其實還是有點不新不舊的婚禮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禮，乃斟酌現行各種禮式而成，期于適用而已。
此次所廢舊禮之大者，如下 一、不擇日子。是日為吾陰歷生日，適為破日。二、不用花橋、鳳冠、霞帔之類。三、不拜堂。以相見禮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見禮代之。六、不用送房、傳袋、撒帳諸項。七、不行拜跪禮。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堅囑不可廢，吾重違其意，遂于三朝見廟，新夫婦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歸，不用鼓樂。
此次婚禮所改革者，其實皆系小節。吾國婚禮之壞，在于根本法之大謬。吾不能為根本的改革而但為末節之補救，心滋愧矣。
那么，“根本的大謬為何？”胡適認為其“大謬”還不是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于“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猶恐不免他日之悔。況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靈于無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薩乎？此真荒謬野蠻之尤者矣”。從中應可窺見胡適當時的婚姻觀和對中國傳統家庭制度的態度。不僅如此，《歸娶記》中還有對江冬秀的具體印象和評價，認為此次婚禮“冬秀乃極大方，深滿人意”，也為研究兩人的婚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資料。而《歸娶記》中對胡適組詩《新婚雜詩》的記載，也與以后正式發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從而為研究胡適新詩的寫作修改過程提供了新的佐證。
從1966至1970年間，臺北胡適紀念館陸續推出《胡適手稿》影印本開始，胡適手稿的印行和解讀就已提上了胡適研究的議事日程。對胡適這樣一位在20世紀中國現代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人物，這是題中應有之義。研究胡適手稿，不僅可以欣賞胡適的書法，更可以從中發現與現行文本不同的聲音，建構胡適作品的“前文本”，甚至可能改變或部分改變對胡適的既有評價，意義非同一般。從這個意義講，梁勤峰兄慨然提供這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果斷影印這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均堪稱化一成萬，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總之，無論是已經出版但仍需仔細爬梳的《胡適留學日記》，還是首次面世的《北京札記（一）》和《歸娶記》，這一大批胡適早年日記手稿的影印，為研究早年胡適留學美國和回國初期的見聞、治學、創作、交游、思想、愛好和情感，均提供了令人欣喜的大量新線索。與1950年代初魯迅日記手稿影印推動了魯迅研究、1990年代周作人早中期日記手稿影印推動了周作人研究一樣，不久之后，隨著這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胡適研究，至少早年胡適研究，將會出現一個新局面，我以為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我不是專門研究胡適的，對胡適其人其文其事，其實所知甚少。但我作為收藏者梁勤峰兄的友人，對這十八冊胡適早年日記手稿的影印出版，十分贊成和支持，于是寫下了以上這些話，希望能對海內外讀者研讀這十八冊日記手稿影印本有所幫助，并祈高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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