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帶新作《床畔》亮相 與劉震云共憶當兵歲月

　　仇宇浩

　　昨天，嚴歌苓帶著從起筆到付梓橫跨20年的最新作品《床畔》，與剛剛推出阿拉伯語版《手機》的劉震云在北京進行一場關于寫作的對話，分享了彼此的文學觀點、創作狀態，嚴歌苓和劉震云不僅都當過兵，還是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同學，二人暢談青春記憶，一個幽默，一個優雅，一收一放，相得益彰。

　　劉震云：我當兵怎么沒遇到萬紅？

　　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云剛剛從阿聯酋阿布扎比國際書展歸來，在那里首發的阿拉伯語版《手機》創造了新的文化紀錄——由埃及、黎巴嫩、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四個阿拉伯國家的出版社同時出版，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首次在多個阿拉伯國家同時出版發行，也是第一次在翻譯的過程中把中國方言換譯為埃及方言。此外，《一句頂一萬句》《塔鋪》《溫故一九四二》《我叫劉躍進》《我不是潘金蓮》等也將陸續推出阿拉伯語版。

　　自言這一路上都在看嚴歌苓新書的劉震云稱：“歌苓是非常獨特的作家，她是不斷打撈被國人遺忘的歷史碎片的作家，這是作家對文學、生活、歷史獨特的認知。”也拜讀過劉震云作品的嚴歌苓說，《床畔》與自己當兵的經歷有關，“我在部隊呆了13年，一直有軍人情結。軍隊的生活可以讓我寫出護士萬紅的故事，我覺得對自己的青春似乎也有了一點交代。”劉震云接著說：“歌苓當過兵我也當過兵，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當兵是最好的出路，不同的是，她是文藝兵，我是在戈壁灘上，冬天零下20℃我都每天背著槍站崗。第一次見文藝女兵的時候，她們說的雞毛蒜皮，我聽著都像天堂。我看了《床畔》特別有感觸，張連長遇到那么好的護士，我為什么沒遇到？我原來寫過一部小說《新兵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結合著看，《新兵連》寫的是男的，《床畔》寫的是護士萬紅讓‘新兵連’走向‘床畔’。”

　　嚴歌苓：以后不寫作了就講課

　　采訪中，嚴歌苓坦言“把自己民族的、自己所遇見的故事用最好的語言寫出來，使中文越來越美”，是對自己的創作要求，她遇見的故事很多，“我在美國的創作老師曾說，什么都能寫，就看怎么寫。怎樣寫關乎于小說家的造詣與境界，寫什么則是小說家的興趣。我興趣廣泛，什么都感興趣，每次回國都有很多新鮮事撲面而來，所以我的故事量、題材量也就廣泛。”她的故事素材很多來源于新聞報道，“我有看報紙的習慣，還曾讓家人專門給我做報紙剪報，然后慢慢讀剪報，讀到讓我有感觸的社會事件，我就會將之歸于素材庫里，以后就可能寫進小說中。我剛完成的小說是講上海舞男的，靈感就來自報紙上的一篇報道。”除了剛完成的書稿，“小說《媽閣是座城》的劇本初稿也寫完了。”

　　“尊重生命決不放棄”的道德理想主義小說《床畔》是嚴歌苓最新出版的小說，但最早提筆卻是在1994年，故事素材來源于她當兵的往事和朋友的護士經歷，這個護士萬紅的故事20年里嚴歌苓三易其稿，“我跟女主人公萬紅很像，都有對自己信仰的堅持。我對這部作品的期望很高，開始總是寫不出感覺，但又不愿放棄，所以就寫了三遍。”這部小說創作過程中，張藝謀也曾提過建議，“我在寫第二稿時，正籌備《金陵十三釵》的張藝謀導演曾給我提過建議，他建議我不要用護士萬紅和英雄連長兩個人物的視角來寫。最終我去掉了英雄連長的視角，只保留了萬紅的視角。”嚴歌苓透露，《床畔》的影視版權已售出，不過不是張藝謀來導演。

　　說起中美編劇的區別，嚴歌苓覺得各有好處：“美國的編劇市場規范，說好改兩稿就是改兩稿，國內沒有合同制約，但是如今國內影視市場好，稿酬高，所以我也沒有什么不高興的。”雖然寫劇本來錢快，雖然也肯定影視對小說銷量的推動作用，但是嚴歌苓還是更喜歡寫小說，“寫小說比較自由，寫劇本是寫命題作文，會有壓力會累，其實我有躁郁癥，有巨大創作力的人，比如伍爾夫和凡·高都有此類病癥。”

　　一部《床畔》三易其稿、創作橫跨20年，嚴歌苓笑言很“羨慕”那些每天在線持續更新的網絡作家，“我的寫作習慣是沒法把未完成的或沒有深思熟慮的作品拿給別人看，就像是穿衣服穿一半就走出去，會非常羞怯。我已經立了遺囑，其中有一條是，任何我沒有寫完的作品，一定不能面世，要燒掉。因為，未完成的作品，是我個人很私密的東西。我只愿意把成熟的作品拿出來。”

　　去年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新增了“文學創作”的碩士專業方向，邀請格非、嚴歌苓等做導師，嚴歌苓告訴記者：“我已經講過兩堂課了，想成為作家，肯定要有一定的天賦，但是后天的學習和訓練，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實我本來面對陌生面孔會驚慌失措，但是教下來，發現還是很有意思的，也許將來不寫作，會試著進校園教課。”

　　新報記者 仇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