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杰出的蘇聯(lián)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從阿美尼亞旅行歸來，回到列寧格勒。他被拒之門外——“我們決不給他一個房間”。他在這一年寫下《列寧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淚

如靜脈，如童年的腮腺炎（北島譯）

現(xiàn)在，北島又回到了他的城市，帶著最近一次從歐洲攜來的疲憊，也為了給孩子的詩與散文。我問他，北京對他而言，意味著什么。他沒有正面回答。

這是二零一五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北京市西北角，圓明園邊上的一零一中學。六十六歲的詩人北島來到比他年長十歲的老朋友李陀的母校，講一堂與自己有關的文學課。臺下的學生是年輕的，十七歲上下，正是他當年離開學校去工廠的年紀。而他卻說：“我不喜歡上學。”

很多人記住他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對我這樣三十歲左右的詩人而言，北島是當代詩歌史上神一般的人物，他更作為一種詩人的神像和詩歌的現(xiàn)代精神存在。我向他表達了這一層敬意，他否定了。他說不知道，他不認為自己有那樣重要。說到個人崇拜，他和學生們說，“粉絲類似邪教”。我想，這或許也與他所經(jīng)歷的時代有關吧。時代過去了，有多少個人希望成為神。

然而，這并不阻礙詩歌讀者對他的崇拜，他的詩集成為多年最受讀者喜歡的詩歌作品。時間過去了，詩歌留了下來。在他最近與李陀合編的新書《給孩子的散文》目錄中，按作者出生的年代，北島的名字在張承志與史鐵生之間。他的同伴們先后離開，而他依然存在。用他的話說，“我依然生活著，繼續(xù)將自己展開”。

關于詩歌，他說，詩歌的音樂性先于意義，詩人在創(chuàng)作出一首詩后，這首詩便不再屬于詩人，而屬于所有人。

大概一個小時的演講，過后，他開始請學生提問。

學生提問，他回答。也許是因為有了不止一個人說話，他的緊張才有所緩解，但語調依然緩慢。有學生提起他的舊文章，他說，不太記得了。有學生提的文章較長，或者不大清晰，他說不大明白，請再復述一遍問題。我在想，如果他是一位語文老師呢，大概臺下的學生會不大滿意他今天的講課吧。他沒有講離奇的故事，沒有風趣地開玩笑。他為自己打趣，“一個高一沒畢業(yè)的人，怎么就當起了老師”？

我想起曾讀過沈從文回憶自己第一次在大學課堂上教書的事，也是備了很久的課，結果呢，十來分鐘就將備好的整堂課講完，幾乎是“落荒而逃”。當然，這是別人的故事，那個故事里的沈從文當時是個年輕人，而今天的北島已是花甲之年，中過風，記憶和表達大概大不如前了。

我理解他。他今天的緊張是真實的，他簡單的回答，甚至有些健忘，也是真實的。我們可能很難與四十年前那個寫“我不相信”的年輕詩人聯(lián)系起來，但這是真實的北島。這不是一個偉大詩人的悲哀，也不是一個人的悲哀。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人的生命，正如他當天所講課的主題：生活與詩歌。一個人的每一寸生活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必給與過分的贊美和悲憫。

有學生問他“北島”的來歷，他回答：北方沉默的島。

正如他在《時間的玫瑰》里介紹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記憶看見我”中的特朗斯特羅姆，作為北京出生北京長大的詩人，他也回到、并且數(shù)次回到他的城市，這里有他的記憶——

這座城市，這個孕育著“北方沉默的島”的城市，還是他童年充滿大白菜、灰塵和大白兔奶糖味道的城市嗎？他還熟悉嗎？

我沒有問他。

他是沉默的。六十六歲時，他緊張的沉默依然如同少年。在一零一中學，面對比他晚出生半個世紀的孩子們，他獨自坐在講臺上，對著電腦，一字一句，緩慢地，幾乎是朗誦他寫好的發(fā)言稿。他像一個教數(shù)學的老校長，那么多年，依然沒有學會大聲說話，沒有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的高談闊論。他講話，聲音緊張卻高度清澈，那么純正的孤獨！

他讀他提前寫下的古詩，不時停頓，有一次甚至停頓了大概十秒鐘。我聽到坐在身邊的女學生小聲地笑，悄悄議論，“他是不是已經(jīng)說不標準普通話”。

然而，這是他的北京，他記憶中的城市。

我為他的孤獨感到孤獨。但他的孤獨多么高貴，讓我想起拜倫、雪萊那樣古典的詩人——真正的詩人就是這樣。

自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島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時間，甚至流連于六個國家。還好，那些國家不斷接納著他。也正因此，他與艾倫·金斯堡、奧克塔維奧·帕斯這樣世界級的詩人成為朋友，他到過特朗斯特羅姆的藍房子，并引他為詩歌世界里的“叔叔”。我想他是幸福的。

現(xiàn)在他回到出生時的北京，與幾位老朋友相逢，使我再次想起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對他更是十二萬分的尊敬：

我整夜等待可愛的客人，

門鏈像鐐銬哐當作響。（北島譯）

北島和一零一中學聽他演講的同學們